这是一年（2）班的一节美术课。

学生正在津津有味地画画。突然，第二组的一个女生A紧皱眉头，用手指着前桌的女生B生气地说：“杨老师，她把我本子里的彩色纸撕去了一张不还给我。中午，她趁我不在，从我抽屉里偷偷拿走的。”说着，她扬了扬手中的那个本子。本子只有香烟盒那么大，很精致，纸张有好几种不同的底色。

女生B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立刻反驳说：“我没拿！”

“你有拿，我的同桌也看见。”女生A更加生气。

她的同桌马上搭话了：“杨老师，中午我在教室里吃饭，看见她拿了说没拿，她骗人！”

“不能骗人！”第一组的一个男生郑重其事地说，“我们的李老师说要做个诚实的孩子！”

“骗人就变成‘小偷’了！”后面又有一个男生也认真地喊出来。

女生B涨红着脸，沉默了。

一个手臂上戴着“中队委”牌子的女生接着说：“爸爸妈妈说，没有得到允许，不能拿别人的东西，这样才不会被人瞧不起！”

女生B 听了，犹豫了片刻，便低头用手在抽屉里动了几下，做出认真找的样子，自言自语又像对大家说：“没有！你看，就是没有！”然后抬头望了望我，马上又低垂着头说：“老师，我这里没有……”

可以看得出，刚才这几个学生自发性的“道德判断”，让女生B感到难堪和失落。我知道，假如她真的有拿，她也不会主动交出来，而是想尽办法地遮掩了。因为，对有些“犯错”的小孩子来说，常常是越对他进行否定的道德评价，就越是让他难以承认和改正错误，特别是当孩子觉得这个道德评价很得人心，众口一词，尤其是来自孩童时期的“权威者”——老师和爸妈之口时，反倒更是在无形中强化了孩子对抗到底的心理。而且，当否定的道德评价越强烈，孩子就越会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真的错了，那“问题”就越发严重了。于是，就想方设法地否认、辩解、隐瞒，以避免陷入被孤立被歧视，被另眼看待的境地。

我本应该当场肯定和赏识这几个学生的鲜明“态度”，但我的理智和情感都在提示我不能按这个思路去做，虽然他们说的话的确值得表扬，只是现在急需得到“关注”的是女生B，无论是考虑到她的心理承受，还是为了尽量把事情处理妥善，我都有责任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。想到这里，我对大家说：

“A同学本子里的纸真的很漂亮，老师也很喜欢！B同学如果有拿去，可能是一时忘记放哪儿了，等一下要是找到了，就可以还给她。老师相信，B同学只是喜欢这样的纸，要是中午老师也和她在一起的话，可能也会不等A同学回来，就急着撕一张作为留念了。真的，老师也很喜欢啊！”

女生B听了我的话，又低头在抽屉里翻着书包，停了停，突然快速地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粉红色的纸，高兴地说：“杨老师，你看，我找到了！”一边说一边把纸举了起来，眯着小眼睛望着我。

我微笑着向她树了树大拇指。她马上转身把纸拿给了女生A：“还给你。”

我试探性地问女生A：“她这么喜欢你的彩色纸，送一张给她，行吗？”

女生A想了想，又把那张纸递给了女生B：“送给你！”

女生B愣了愣，开心地接了过来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女生A也笑了，看了看我，随手从本子里撕了一张递给我：“杨老师，你也喜欢，这张给你！”……

这件小事让我想起了周国平先生的自传《岁月与性情》中的那篇《乖孩子的劣迹》。他说自己小时侯是个乖孩子，但也做了一些错事。一次因为嫉妒，偷偷地把姐姐的金鱼放进开水烫死了，还两次偷过同学的东西。周先生在文章的结尾说了一段让我震动和深思的话：“现在我交代自己童年时的这些‘罪行’，并不是要忏悔。我不认为这些‘罪行’具有道德含义。我在分析童年的我的内在状态。作为一个内向的孩子，我的发展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。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天真，他做坏事的心情是单纯的，兴奋点无可救药地聚焦在那件事上，心情当然紧张，但没有罪恶感。”

是的，孩子做了某些“错事”本是无心的，单纯的，但在日常生活和教育中，总会有家长和老师时不时地把这种“无心”和“单纯”赋予道德的含义，进行“成人化”的道德评价与所谓的思想评定，从而使孩子诚惶诚恐，产生罪恶感，难免出现自我攻击或攻击他人或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现象。周先生还说：“我庆幸我的偶尔不轨未被发现，否则几乎必然会遭到某种打击和屈辱，给我的成长造成阴影。这就好像一个偶尔患梦游症的人，本来他的病完全可以自愈，可是如果叫醒他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。”

这不能不让我们为师为父母者警醒。回头想想，在每个大人接触的孩子们中，类似女生B的这样言行或多或少也是有的，但我们实在应当考虑到，小孩子即便有“说谎”、“偷窃”的行为，也是和我们成人的观念不尽相同的。女生A和B最后在愉悦中和好如初正说明了这点。其实，就算孩子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“罪行”，我们要做的，也应该不是急着去道德评价和判定，而是用爱心和宽容去关照，用潜移默化的言行去引导。

要知道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教育孩子，那么教育的真正任务和目的，不是评判，而是唤醒，更是善的传递，爱的共鸣。